年来，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在显著地增强，各级政府和公安机关也在加大工作力度。从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例及“两法”衔接典型案例交流会上，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张景利指出，我国知识产权的保护实行的是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并行的双轨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才更加有助于知识产权的保护。
会议评选出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例及“两法”衔接典型案例，与民生息息相关，这中间还包括电子科技类产品的零部件造假、正品包装被用于制售假药等与百姓财产、生命安全紧密关联的案件。
2015年年初，苹果公司发现北京佳茵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佳茵特”)购买的假冒的带有苹果公司注册商标的零部件对苹果手机进行翻新并出口到美国。经公安部和海关总署的联合部署，北京市公安局在北京海关的配合下，在综保区的仓库内查获了佳茵特即将申报出口的Iphone及假冒手机后壳，抓获嫌疑犯俞某，扣押物品货值高达580余万元。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28日作出一审刑事判决：被告单位北京佳茵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罚金三百万元；被告人俞晓庆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在案扣押赃证物及冻结款项依法予以处理，二审刑事裁定，维持原判。
点评：本案是针对以“认证翻新”作为掩护的手机打假行动的先例，能够为其他法院在遇到与“认证翻新”手机这类法律问题时提供参考。
此外，本案也是海关、公安及美国海关成功协作的典型案例。美国海关前后查扣了由佳茵特出口到美国的超过15000件假冒Iphone手机及零部件，北京海关协助公安在综保区对尚未出口申报的货物进行查处并与公安分享了佳茵特过往进出口货物信息，是海关行政执法与公安刑事执法良好衔接的另一种体现。
2017年6月到12月，上海海关通知3M公司查获出口厄瓜多尔的假冒3M防尘口罩两万个、防毒面具936个和相关产品。上海海关将案件移交至上海市公安局水上公安局(“水上公安”)。经查，该批产品来自名为林达阳的自然人；另一方面，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公安局(“江都公安”)破获假冒3M劳保用品的生产窝点，现场查获产品货值超过1000万元，抓获嫌疑犯14人。该窝点自2011年起从事制假售假活动，折合正品价值超1.5亿元、调查显示销售记录亦指向林达阳。两地公安局并案侦查，公安与海关于2018年3月进行了案件交流，公安根据海关移交的材料，查出了涉案货物的报关公司、货代公司。
本案已经立案，正处于侦办过程。本案涉及重大的跨国知识产权侵权犯罪行为，涉案犯罪数额之大已满足对嫌疑犯的刑事追诉标准，公安机关根据林达阳现有的涉案证据已依法对其进行通缉。
点评：跨国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是打击商标侵权犯罪中的一大难点，本案涉案数值大、犯罪链条长、涉及区域广，加之出口案件的特殊性，呈现出典型的假冒商品物流和出口模式，权利人一直未能找到有效的突破方式。本案侦查过程的有效推进有赖于对大量物流运输信息的排查分析，本案的顺利侦破，为权利人打击此类侵犯权利的行为指明了方向，上海海关、水上公安和江都公安三方跨案、跨区域配合，为案件提供了规范和方法，对海关移交案件的办理和侦破具有重大借鉴意义，也为日后同类案件的侦查提供了思路。本案的侦破有效打击了劳保用品的制假售假网络。
2014年7月，江西省德兴市公安局破获梁某等人假冒注册商标案，涉案多人参与假冒注册商标、销售假冒商品。其中涉案的主要假冒产品是伊顿公司旗下的“山特”品牌UPS(不间断电源)产品。2015年6月，本案一审判决被告人梁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个月，并处罚金1.5万元，判决生效。在以上描述的案件调查审理过程中，山特公司了解到叶某、佛山瑞芯公司、佛山中科新能公司(梁某系法定代表人)等9人长期生产、销售假冒或侵权的山特UPS产品。2015年6月，山特公司对叶某、佛山瑞芯公司、佛山中科新能公司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九被告停止侵权，变更包含山特字号的企业名，九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共计640万元，并在权威媒体刊登声明，消除影响。
2016年5月，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九被告停止生产、销售假冒或侵权的山特UPS商品；责令两被告变更企业名，不得使用“山特”字号；九被告连带或单独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共计640万元；责令主要被告在权威媒体刊登声明、消除影响。7名被告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17年4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点评：本案是侵权人实施假冒注册商标犯罪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后，权利人追究侵权人民事责任的典型案例。前述的刑事案件判决对犯罪人团伙梁某的惩罚尚不足以威慑其停止侵权，权利人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要求侵权人赔偿巨额经济损失，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弥补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处罚力度的不足，从而有效地遏制知识产权侵权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本案判决确定的赔偿损失的数额具有典型意义。
此外，法院认定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股东实施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其责任不应认定为职务行为而与公司责任混同，避免侵权个人利用公司有限责任制度规避法律后果，具有现实意义。法院认定，被告叶某虽为多家被告公司的法人或主要股东，但其行为并非代表公司意志的职务行为，其个人与多个被告公司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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